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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沮丧与忧伤”:2007中国传媒困局(一)

作者:王又锋 来源:世界媒体实验室 发布时间:2008-2-20 浏览数: 751 
 

提纲:

1)序言

2)第一部分 记者生存困局

一个假记者之死:记者真假身份的迷失

一个首席记者的悲痛:记者权益谁来保

一个新入行记者的烦恼:非法的考核任务

总评:从无冕之王到新闻民工

3)第二部分 媒体生态困局

新闻造假也能评上奖:中国新闻奖蒙羞也不冤

广电总局叫停第一次心动:选秀节目从沉沦到落幕

媒体自身的异化:双重封建化与伪公共性

总评:恶劣的传媒生态

4)(三)新闻前沿与新闻理论

偷听新闻的诞生

QQ聊天新闻:网络延伸到现实

新闻理论的一次反动:政府新闻学的兴起

总评:新闻理论的网络时代

 5)结束语

和谐梦想:传媒首先要找回自己

序言

一年又一年,2007年即将走完。自从2005年末本人推出年度传媒观察以来,每到年底的时候,我都会对过去一年的中国传媒界做个盘点和评点,于是有了《2005中国报业报告》(http://media.icxo.com/htmlnews/2006/01/06/751243_0.htm)和《媒介责任”2006中国媒体评说七日谈》(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5272266.html)两篇文章。虽然纯属个人见解,只是一种民间话语,但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是本人所欣慰的事情。

2007年快过去了,又到了我写作年度传媒观察的时候。从刚刚过去的记者节,可以深切感受到这一年,是新闻行业最为沉闷的一年,是整个行业蒙羞的一年,沮丧和忧伤成了这一年的底色,正如南方都市报在记者节当年发表的社论所言新闻媒体和新闻人自己爆出了几则颇为轰动的负面新闻,这让整个行业倍感耻辱。由兰成长事件引发了真假记者之争,由纸包子假新闻引发民众对记者行业的失望,还有没有得到主流媒体关注报道的夏显虎事件等等,但这一切都在表明中国的新闻行业处于困局之中。

于是,笔者将2007年的年度传媒观察的主题,确定为中国传媒困局,是困局就期待走出困局,然而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环境和新闻媒体的生态环境,都不容许我们乐观,甚至感到绝望。但是,如果新闻行业和新闻从业者连自己的拯救不了的话,怎么能指望他们来担负起社会公器的作用呢。

本人期待在明年这个时候,再次书写时,能以轻松的心情写出“2008中国传媒走出困局的字样。期待这不仅仅是一个希望而已。

第一部分 记者生存困局

一个假记者之死:记者真假身份的迷失

2007110下午,《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兰成长、常汉文在大同市浑源县沙疙坨镇水沟村遭无任何证件的黑口子”“矿主侯振润等人殴打。兰成长被同事送到医院时已经深度昏迷,浑身是血,四肢多处骨折,全身肿胀,头部白骨外露。抢救10分钟后,兰成长心跳脉搏等生命特征忽然消失,急诊医生用大剂量的药物对其进行生命特征的恢复抢救。兰成长因伤势过重,次日上午9时死亡。当日经法医鉴定,兰系被他人用钝物多次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事发后,侯振润等人连夜关闭煤矿并逃走。

事发后,大同方面抛出兰成长为假记者的说法,随即争论和热议的话题转为兰成长真假记者的身份之争。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大同有关方面居然在事发2天后,发布《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公然声称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媒体报道可知,矿主侯四就是在向高人请教后,按照此说法认定兰成长为假记者,才大打出手,最终致死。

本人117曾撰文《国家应关注大同市使记者致死又公然违宪》,呼吁国家有关方面关注此事。因为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的判断虽然符合有关规定,但却是与我国新闻行业现实完全不符的。如果此判断受到舆论监督方的一致认可的话,那将是新闻界的灾难。因此,以有无记者证来判断记者身份真假是站不住脚的。

 从理论上讲,只要从事采访行为的人就是记者,这与是否有记者证无关,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法学专家周泽指出,新闻报道源于公民的言论自由。除非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言论自由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可以报道新闻,发表评论,并不是只有持有记者证的人才可以报道新闻或者发表评论。只不过正式记者可能多一点便利而已,但这种便利并不是特权。

从现实来讲,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记者证的规定本身就是悖论,这让新闻从业者身份遭遇尴尬。200531起施行的新闻出版总署令《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关于发给新闻记者证的人员须具备条件中规定:在新闻机构编制内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人员,或者经新闻机构正式聘用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且连续聘用时间已达一年以上的非编制内人员。众所周知,如今大学毕业生及其他类别的媒体新进人员,有新闻机构编制那是比天鹅肉还珍贵的东西,绝大部分是聘用人员,而聘用人员大都有半年或一年的试用期,通过了试用期方能转为新闻单位正式聘用人员。这就导致新闻从业者当中,有众多的没有记者证的记者。而他们采访时,是不可能出示记者证的,顶多出示单位介绍信。

事实上,目前我国约有70万新闻工作者,其中经核准颁发的新版记者证总人数仅18万人。按大同说法,全国有57万多假记者,约占从业人员的75%。这不是很荒谬吗?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半年后,法院审判此案时,对兰成长的称呼也只是《中国贸易报》聘用人员,而非记者。也就是说,兰成长最终没有被认定为记者,大同的没有记者证就是假记者的说法基本得到了认可。

笔者当时就担忧,如果没有记者证就是加记者,那么众多的新闻从业人员的权益将毫无保障。监督的对象可以以此拒绝采访,甚至认定是假记者举报;出了事情,媒体也可以以不是记者,只是聘用人员的名义,与之划清界限,逃脱责任。担忧后来得到证实,媒体聘用人员一词开始频频出现。在纸包子假新闻中,临时聘用人员又一次出现。

于是记者的身份开始迷失,我们都是假记者成了不少新闻从业者自嘲的话语。做的是记者的工作,有关方面对你的称呼却不是记者,而是聘用人员

让新闻从业者感到无所适从的是,《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一方面规定在新闻机构编制内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人员,或者经新闻机构正式聘用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且连续聘用时间已达一年以上的非编制内人员。才有条件拥有记者证,而另一方面却又规定:新闻采编人员从事新闻采访工作必须持有新闻记者证,并应在新闻采访中主动向采访对象出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规定没有考虑到那些没有记者证的新闻从业者(大多是媒体新进人员)。应该这样规定正式记者采访时必须出示记者证,试用人员出示单位相关证明。

因此,笔者曾呼吁国家关注,并指出记者证管理办法有问题亟需纠正。这篇言论在新华网、人民网发表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然而随后新闻出版总署有关人员回应却说记者证管理办法不需修改。

假记者横行确实可恶,然而坏的法规制度更可恶。说实在的,我们不应该指责假记者,倒是应该指责为假记者生存提供土壤的坏制度,还有那些干了违法勾当拿钱消灾来养活假记者的人。假记者犹如苍蝇,有逐臭的天性。什么地方苍蝇多呢?臭脏的地方多,比如农村的茅坑,那里为它们和他们提供了适宜生存和繁衍的生态环境。环境脏,苍蝇只会越来越多,打也是打不完的。

因此,假记者的问题,其实是个生态学上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治理生态问题,那么只有打断生物链,把假记者生存的温床消灭掉。假记者和他敲诈的某些单位而后个人的关系,犹如一个小偷在窃取国家的财产,恰被一个心怀不正的人看到,他就要求分脏,自然小偷会为自保会分些许赃物给这个人。合法做事,假记者去敲诈也没有机会了。 

一个首席记者的悲痛:记者权益谁来保护

原重庆晨报首席记者夏显虎辞职并起诉重庆晨报一事,近来颇受圈内人士关注。虽然所谓的主流媒体不予报道,但我们在此没有理由不关注此事。

夏显虎,男,现年42岁,没上过大学,从事新闻工作10年来,该同志依靠勤奋和一定的天赋,成为重庆晨报第3届年度名记者、首届首席记者(2006年度),其通讯类新闻作品5次获得重庆市好新闻一等奖、消息类作品2次获得重庆市好新闻一等奖,另有重庆市好新闻二等奖、三等奖多次,连续5年获得重庆晨报年度优秀职工称号。

夏显虎不但采写出了诸如《我救19人谁来救我——开县农民金有树救人患病身亡的调查》、《寻找神秘抗日女兵成本华》、《天仙妹妹真相调查》、《巫溪农民15年养45名孤寡老人》等震动全国的大型报道,还先后7次获得重庆市新闻奖一等奖,指挥20余名重庆晨报优秀记者报道三峡清库、蓄水发稿1000余篇并大获全胜,这些骄人的成绩为重庆晨报赢得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间接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应。不仅如此,夏显虎还每年被评为重庆晨报先进工作者,一次被评为重庆晨报年度名记者。

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个为重庆晨报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功臣,却在2007年被重庆晨报以末位淘汰的名义(据律师调查,该末位淘汰制度不但程序违法,而且内容也违法,详见后面的诉状),单方面宣布留岗察看3个月,并扣发3个月的劳动报酬。

直到这个时候,夏显虎才想起自己是否有其他合法权益被重庆晨报侵犯,经过了解,夏显虎吃惊地发现,他本来应当享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重庆晨报居然一直未给他办理。而且,就在他被评为重庆晨报年度名记者的那一年,他居然依然只是重庆晨报的一名只拿稿费的临时工!这临时工,夏显虎在重庆晨报被迫做了整整3年,重庆晨报一直拒绝与他签订劳动合同!

夏显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希望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争端。但是,重庆晨报却一直保持沉默,根本不予理睬,最终导致此事被迫滑向法律渠道。

一个首席记者尚且如此,那些新闻小兵们就更不用说了。如今,不少媒体打着招聘的牌子,以试用期为由廉价或者免费利用刚毕业的大学生的事情已经不鲜见。众多的新闻从业者的三金等劳动保障都是没有的。而且以事业单位的名义,招聘的新进人员还都是要试用半年见习半年,第一年里要么没有报酬,要么只有几百元的生活费。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即将实行的劳动合同法更是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然而媒体单位却能普遍的存在应届生试用一年的情况,真让人不可思议。

以关注民生为宗旨和招牌的媒体单位,却对自己的记者毫不民生,甚至违背国家法律。行业内有个笑谈,说农民工的工资拖欠了,可以找记者讨要工资;可记者的工资拖欠了的话,就无处可以求援。这就是记者的悲哀。

一个新入行记者的烦恼:非法的考核任务

前段时间有学妹向本人抱怨,说她突然不想在报社干了,因为要让她订30份报纸。笔者就劝慰她,现实就这样。有位同事的QQ个性签名就是订报,订报,我完成不了……”不久前天涯社区有网友发贴问:请问还有报社给记者编辑下达订报任务吗?。网友的回答让他绝望无语,有,我呆过的两家报社都有订报任务,连报社司机都有任务。我这里连送报纸的临时工都要300份任务,妈的,都是下岗后才来送报纸的,已经很辛苦了,还要300份的任务给他,叫人家怎么活呢,下岗的本来人脉就有限,奖金肯定危险了。他自己说本以为只有他们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报社才有发行任务呢,原来天下乌鸦啊。

可以说现在大学毕业进入新闻行业的新人,新闻写作大都不成问题。最难以完成的就是订报任务。记者去求人家订报纸,只有装孙子,新闻职业的尊严荡然无存。更别说搞什么监督报道了。有此一举,记者也就如受了宫刑,怎么也雄起不了。中国新闻界也就和伺候帝王的一群太监无异了。 

曾有一个政府机关办公室主任那着上面派发的征订任务让本人看,说你看看我们的任务有多重。笔者接过来一看,好家伙,RM日报14份,GM日报4份,JJ日报4份,XH日报14份,QS杂志6份,ZGSL8份,JSSL20份,当然更多的是当地的市委党报100份!像市委党报,我们局人手一份还多呢!我往下面的二级单位压,他们都叽叽哇哇地叫。他无奈地说。这么多证订任务,订的全都是大家不想看的报纸杂志,而想看的又不能订,因为上面有规定,不完成党报党刊任务不准订小报(就是晚报都市类报纸)。本人看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张口再让他们订报纸了。

国家有关部门明令禁止,记者不准搞发行,报纸不准摊派,可现实是记者被逼着搞发行,都市类报纸不摊派给市民或单位了,却摊派给记者了。而党报呢,一面报道不准摊派,一面每年都要搞发行会议,各部门要确保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这真是让我们苦笑不得的事情。 

有人就指出中国媒体陷入工科思维的考核体系。在目前国内的大众化报纸中,打分无形中成为一种记者工作业绩的基本考核方式。虽然各个报纸的具体方式、标准有一些差别,但大体情况是:以月或周为时间单位,根据不同岗位、不同级别制定不同的业绩考核标准,统计发稿数量、被点评稿件(本报社内部点评和外部点评)两部分数字。

新人入社,一般都有半年到一年的保护期,这段时间记者拿平均工资,不参与考核。但有些报纸进来一二个月后就得参加这种考评。保护期结束后,已适应环境的记者收入会有不同幅度的提升,从而开始忙碌的记者生涯。不适应考核体系的记者则面临下岗的危险。报社每次招聘进社的新人,一年后都会有相当部分的人离开,而报社也会每年继续补充新的人员,保持采编人员之间的竞争态势。京华时报每年的人员流动率已经达到30%。

最近两年,全国的纸媒市场环境不佳,广告份额从持续20多年的两位数跌到一位数,而且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平均数,各报社对记者的考核更加严峻,提高了对于记者的考核标准。以前,年轻记者还可以在写稿量上下工夫,现在要求每个月要有一定的被点评稿件,否则本月的工作不合格。不少记者不仅每天要算计能挣到多少分,还要盘算着如何投考核部门的喜好,来获取点评,比如喜欢写长稿,多写煽情类的文章等等。

在国内的二线城市中,普通记者的待遇并不能说是丰厚,不少年轻记者抱怨,自己付出的汗水远不值赚来的钞票。比如有的报纸会根据岗位的不同,设立封顶的工资大锅,在这个锅里,几个部门的记者一同争夺考核的名次。考核前几名的记者会拿走完不成考核记者的部分工资,考核合格,会拿到平均工资,不合格,第一月记者待岗,第二月就要离职。

这种考核体系造成过高的人员流动,不利于形成报纸的固有风格和记者的职业意识,进而影响到传媒人员整体职业意识的形成。考核是必要的,但是记者写稿是一种精神劳动,不像生产机器零件那样存在标准件和固定程序。简单的量化和相当主观的点评,会扼杀记者新闻发现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下面看看夏显虎所在单位的考核办法。首先是好稿评定。夏显虎说经常有稿子莫名其妙地评了好稿,而另外一些一眼就能看出是好稿,却名落孙山。尤其是那些被网络广泛转载的稿件,经常没能评上好稿,这让记者们非常困惑。而且,好稿的奖励也成问题,一刀切:100元。报社一直在呼吁记者们多写具有震撼力的稿子,可是真的写出来了这样的稿子,顶多也就100元钱的奖励,哪怕你为此耗费了10天的采访时间,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只有100元好稿奖。其次是工分的评定。晨报的见报稿件,工分基本上是根据稿件的块头大小来决定的。往往是一条被网络疯狂转载的稿件,其工分与同等面积的普通会议稿件差不多。夏显虎曾经花费三天时间做的一个调查性报道,其工分居然比同等面积的一条会议新闻还低!他还做过一条《汉墓变成猪圈》的稿子,这条耗费了巨大力气的稿子,不但被编辑当作了普通新闻,发得奇小,而且考评的工分又是不如一条会议新闻!恰恰就是这条被编辑整得面目全非的稿子,当天就被网络狂转,其中的一句话反正是空着,还不如养猪,被选进当年中国100句经典新闻语言之一。

这样的考核制度很是普遍,一方面号召记者写好稿,一方面却又要记者多出稿,这真是个两难的问题。还有很多有一个报社新闻部共17人,可硬是要求每人每月2个头版头条,少一个扣100元。这岂不是荒唐的事情!一个月顶多31天,硬是要34个头版头条,估计也只有领导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你去提意见,领导还振振有辞,就是不够,这叫竞争!

可以想想,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就是在这样的魔鬼考核制度下生存,是如何的艰辛。

总评:从无冕之王到新闻民工

前几天一次去采访的路上,一政府部门负责宣传的人说跑了几年后的记者,都没有脾气了(不会发怒,只会乐呵呵的)。旁边的一记者随即接到有脾气才怪呢!你有脾气,你敢对领导发?又一记者说现在心都麻木了,上面有规定这不能写那不能发,就是市民投诉,也没人敢去,更别说写了,去了就是犯错误。一方面是这规定那规定,这禁区那禁区,节日时是新闻敏感期,上级领导来视察又是新闻敏感期,这一切都在告诫记者要老实,不能乱写。

一方面是重重工作束缚,另一方面又是重重考核任务,做记者这一行几年下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冯俊锋2006年记者节时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几年的记者生涯让我彻底对这份职业失望。我决定去读博,以一种回炉再学习的方式,作别曾经让我梦想、兴奋、伤痛、沮丧、迷惘的职业。一位同事在我的采访本上留下一句话跟我告别:你是弱者,因为你是记者;你同情弱者,所以你逃避记者。’”让人读了不禁感到悲凉,然而冯俊锋不是一个人在郁闷,这样郁闷是中国记者群体性郁闷。

20077月,陈力丹教授和弟子翟钟磊在《青年记者》杂志上发文,题目就是《青年记者,你的烦恼因何而生?》。文章指出从事新闻工作之前,多数年轻人都怀有某种社会责任感和担负某种历史使命的宏大意识,然而现实中,陷入工科思维的考核体系、新闻专业主义观念遭受挫折、创新的新人逐渐变成机械的写稿匠、不规律的生活让青年记者摸不到规律等四大烦恼始终困扰着他们。将他们的理想和激情,一点点的腐蚀,直到完全消亡,人也变得麻木。

记者也是人,不可能全凭理性和激情去支撑。2007年记者节,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记者,请保持观察者的独立记录者的坚贞》。社论说我们希望能够祛魅之后再复魅,在内外交困的压抑中,我们格外需要这样的信念:有一群人不可能放弃理想,有一群人永远对真相忠诚,有一群人奔走淹没在人海当中但是保持观察者的独立、记录者的坚贞,这群人,他们是真正的记者。不可否认,理想对记者这一职业的重要性,然而本人认为,这篇社论有意或无意避开了造成目前记者行业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而去舍本逐末的呼吁记者保持理想。在现实面前,这无疑是画饼充饥。不从根本上解决记者的生存困局,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第二部分 媒体生态困局

新闻造假也能评上奖:中国新闻奖蒙羞也不冤

828,由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新闻界年度最高奖——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揭晓。第二天,此新闻一公布,当天就有网友以《中国新闻最高奖曝出大丑闻:伪造报纸获三等奖》为题揭露了扬州晚报伪造报纸获奖的事实,并称这一天是中国新闻界的耻辱日。

该报获奖作品《千年古城捧回联合国人居奖》,被证实是刊登在一张子虚乌有的20061016A5版的报纸上,而实际的公开发行的《扬州晚报》当天的A5版,是一个“24小时快拍人居扬州的专版,版面上的照片与伪造的报纸完全不一样,作者也不一样,扁辑也不一样。

这时,人们才发现这张伪造的《扬州晚报》通过层层严格评选,先后获得江苏省好新闻一等奖,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复评获奖作品及分类金奖,直至拿到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这让人想起90年前的只供袁世凯一个人读的报纸《顺天时报》的故事,想不到近百年之后,江苏省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二者的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们做了一次被蒙在鼓里的袁世凯。事情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不可谓不是中国新闻界的羞耻。

假新闻有时真的难防,但报社集体造假,还屡屡获奖,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从社会影响上说,虽然为获奖而伪造报纸,造成的危害并不如纸馅包子事件那么严重。然而,报社全员发动造假,在深层次上对报纸公信力的杀害无疑是致命的。而该报醒目的口号公理、关爱、求真就成了莫大的讽刺。

造假者为功利为虚名是肯定的事,但我们更要追问一个报社为何敢集体造假?他们在造假时肯定会明白一旦东窗事发,将为带来什么灾难。 既然知道灾难性后果,他们还敢造假,只能说他们对造假的成功率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也就是说他们在造假前,一定是仔细研究和琢磨了如今新闻奖评选制度,发现即使将伪造的几张报纸提上去评委们也照评不误,因为评奖基本是和暗箱操作无疑,和大众无关。评奖也快成了小圈子内自娱自乐的事情。幸好,还有网络,让我们知道了真相。虽然事发后,主流媒体并无报道,但新闻界基本上还是老少皆知。

可以说,此事的发生,受害最大的是中国新闻奖,因为这无疑是给了这个中国新闻界最高奖一个响亮的耳光。有学者就指出其素来因为替当局歌功颂德而遭到业内人士不耻,现在造假事件更加令其名誉扫地

中国新闻奖是该检讨自己的时候了,一个号称全国最高新闻奖奖项,离政治很近,离新闻很远,这样的局面使它在行业内没有多少公信力,对全行业也没有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它已基本沦落为新闻官员们捞政绩的工具。要想和中国新闻界最高奖这一称谓相符,它必须远离政治,回归行业内部。

广电总局叫停第一次心动:选秀节目从辉煌到没落

815,国家广电总局下发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举办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活动严重违规行为。通报指出,重庆电视台举办播出的群众参与的选拔类电视活动《第一次心动》严重偏离比赛宗旨,热衷制造噱头炒作活动,在评委选择、比赛环节、评委表现、歌曲内容、策划管理和播出监管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失误,损害了电视媒体形象,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广大观众反响强烈。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和重庆电视台相关负责人和编播人员责任意识不强,导向意识薄弱,专业水平缺失,内容把关疏漏,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发生,现予以全国通报批评。

原来《第一次心动》男选手1510的比赛中,选手代闯突然下跪向柯以敏乞求礼物,并单腿下跪,将柯以敏的戒指戴在了杨二车娜姆的手上,随后节目在进行到IN/OUT环节,柯以敏和杨二车娜姆的争风吃醋以柯以敏的突然哭泣结束。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外完全可以用一场闹剧来形容,选手不像选手,评委不像评委,完全脱离了早期选秀节目正常、健康的取悦观众的方式。通报认为,《第一次心动》比赛环节设计丑陋粗糙,评委言行举止失态,节目设计缺乏艺术水准、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重庆电视台对现场转播极不负责,对现场混乱不堪局面未作任何有效处理,任其随意表现,放弃了播出机构的责任。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对此情况未向总局报告,失于管理。《第一次心动》随即被叫停。

2005年超级女声的火爆,直接导致随后两年各类电视选秀节目的泛滥,2006年全国电视台选秀节目达200多个之多,由此可见一斑。然而2005年的超级女声选秀盛况不可复制,就是操作最成功的超级女声节目在2006年收视率较2005年也大幅度下降,其他跟风节目的运营就可想而知。

为了尽可能的吸引眼球,也就从民众自发喜爱转向运营方刻意制造噱头,低俗化成为必然。一系列庸俗的手段采用的,将一个个恶俗新闻制造出来,选手堕胎、走光事件,大打男色消费旗帜,经纪公司拉票,职业粉丝蛊惑人心……

选秀活动本身是一种娱乐行为不假,但任何娱乐行为都要有一定的尺度,作为选秀的鼻祖,《美国偶像》持续做到今天也没脱离它原来的准则,注重品牌和明星的价值延伸一直被它放置于短期的商业利益之上。同时,《美国偶像》的免费投票和一个号码只允许投票一次等硬性规定,最大限度的保障了节目的公证性,观众的意见在节目上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才是它能持续举办到今天仍有巨大号召力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指出重庆电视台《第一次心动》被广电总局叫停,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任何熟悉一点选秀生存状况的人都会了解,一直对于选秀节目的规范化频出限制令的广电总局,不会容忍这样一档艺术水准低下、评委选手肆意炒作的节目继续污染荧屏。之前每当广电总局对选秀节目进行限制,都会激起一些持娱乐节目自由化论调的人的反对,但《心动》实在是娱乐过了头,这档节目在屡次挑战娱乐底线之下,自绝了自己的退路。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分析第一次心动停播认为, 虽然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据说出事那次直播台领导都出去开会了),但里面存在也是一个必然,就是选秀节目越来越缺乏创意,或者不管什么都要通过选秀来解决,已经让观众找不大新鲜感。

展望停播事件之后的选秀节目,没落已成大势。明年是奥运年,全国电视台势必围绕它来操作,这对选秀类节目将带来很大的冲击。事实也是如此,选秀节目的始作俑者(这里不含贬义)湖南卫视已经着手应对策略。可以想象,明年选秀节目肯定成不了主角,那么搁了一年之后,即使电视台想在2009年重拾选秀节目,那时观众对此已不新鲜,也就褪色到一个最正常不过的节目形式了。

从选秀节目的广泛跟风,造成同类节目泛滥,竞争激烈之下又走上非正常运做(制造噱头维持生计),我们看到的是国内广电领域创意的困乏。

媒体自身的异化:双重封建化与伪公共性

采访的事件不利于被采访对象时,对方会阴阳怪气地半警告半威胁:你新来的吧,你认识你们报社××吗?这个××,要么是业务权威、要么就是带字号的人物。总之,是能决定你还想不想混的人物。当你历尽千心万苦甚至冒着一定危险,写就一篇有深度、有读者关注度但涉及了一个大企业大部门的特稿时,即使上了版,要么是因为人家投在报纸上投了广告,是你们报社的衣食父母与上帝,要么是因为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那老板和领导的一个电话,稿子就得撤掉。主任啊总编啊还会教育你你小子以后注意点,别惹事! 

想必以上的情况,不少新闻从业者都有类似经历。这些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人治、长官意志等封建意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极大影响,媒体抗击封建化的任务还很艰巨;另一个方面,社会实行市场经济的初期,这一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它与生俱来的弱点也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媒体,不少地方,从官媒合一到商业大亨和媒体勾结,以致官商媒共谋,以私人和团体利益冒充公众利益,这就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称为的媒体封建化与再封建化。

很不幸,中国传媒领域的封建参与未尚完全消除,再封建化的问题却已出现。现在面临封建化和再封建的双重封建化的威胁。在国内,有学者将媒体的双重封建化称为媒体的伪公共性。下面是几个当年中国传媒界比较典型的例子:

1)以商业和私利集团以各种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等公关形式频频制造的媒介事件成为某些媒体的新闻主角,私人和团体利益俨然成了公众利益。

2)商界朋友成了新的媒体英雄,如同自身出问题一样,一旦这样的英雄失势和案发,则三缄其口。

3)部分传媒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居住在本地的外乡人为乐事,对真正的监督对象——不法权势集团——则曲意逢迎。

4)在本地新闻表现歌舞升平的同时,并不是不知道负面报道的用处,只是更经常地利用别人的全是坏消息报道模式从事进口转外销,仿佛天灾人祸只发生在异域和外地,似乎还在验证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真理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季鸾主持《大公报》时,提出报训不党、不私、不盲、不卖办报方针,寥寥八字,掷地有声。这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向外界传达了中共的良好形象。

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的现实情况依然是否认媒体的社会公众职能和对权力的制衡作用,对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控保留了法制的盲区和人治的特区,不禁使人叹息。

马克思说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在专治统治下接受检查的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它有伪善、懦弱、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为统治者粉饰大平,或为小市民提供一些无聊的谈资,这样的报刊既扼杀民族精神,又破坏人民的教养水平。

对于,中国媒体的双重封建化已有政治学者指出,症结在于体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 

中国虽然有自己的国情,但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双重封建化。一个现代国家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社会。

学者展江给出的对策是,第一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发展适应现代化的媒体理论,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第二有步骤地与国际接轨,赋予新闻自由、信息公开和新闻舆论监督以法定地位,为社会转型的有序进行充当守望者,降低转型的社会成本;在法制的规范下建立多样化的新闻体制(尤其是国有公营和社会公营体制),消灭新闻传播领域的法治盲区。第三坚持媒体的社会公共论,构筑公众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制定和恪守严格的新闻专业标准,反对媒体公司论和集团工具论,抵御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对媒体的腐蚀。

总评:恶劣的传媒生态

不但记者的生存处于困局,传媒的生态环境也让人沮丧。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始终得不到相应的独立地位,只是政府的一个附属工具。有人说别看媒体老总一个个训记者编辑时凶巴巴,他们在宣传部里也像个小学生一样一声不吭的挨批。这样的体制设计下,就出现了中央媒体爆光的同时,地方党报在大篇幅的正面报道的现象。地方媒体不是忠于事实,而是必须捍卫地方党委。真实、公正、客观,也就无从谈起。记者是弱者,媒体也是社会中的弱者,它必须服从了领导,又不敢得罪利益集团,只有自己违心去做事去面对公众对自己的失望和漫骂。

真正的政治家必须明白,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是建设现代国家大厦的栋梁之一。没有这些栋梁的牢固树立,现代国家大厦就无法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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