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书店——中国民族书业的重要方面军

　　一、民营书店——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民营书店是伴随着我国发行体制改革的步伐而产生的。由于中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应该承认，民营书店从其一诞生就是一个先天不足、疲骨嶙峋、不招人喜欢的婴儿，但是它毕竟是中国图书发行业走向市场经济的产物，它与中国图书发行体制的改革是同步的。

　　1982年3月，《国家出版局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积极发展集体书店，适当发展个体书店”，拉开了民营书店正式跻身于发行领域的帷幕，它分解了新华书店为解决十年动乱造成的“书荒”的巨大压力。1986年，“逐步形成的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通环节的图书发行网”(即“一主三多一少”)的发行体制新格局正式付诸实施，则进一步为民营书店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理论依据，集、个体书店风涌而出。据统计，1987年全国集个体书店10814处，是新华书店的118倍，如果加上其他社会售书点则已是新华书店9194处的1075倍。这一个阶段可以看作是民营书店鱼龙混杂、良莠并存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阶段。

　　1988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颁布，以“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有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批发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进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为基本要求的改革新思路，为民营书店的迅速成长壮大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这一新思路引发了图书流通领域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所谓的“主渠道”与“二渠道”之间的激烈竞争，唤醒了出版界业内人士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与风险意识，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这一阶段可以看成是民营书店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一批民营书店崭露头角，北京的风入松、万圣书园、阁林风，上海的季风书园，广州的学而优书店，济南的致远书店，福建的晓风书屋等一批颇具实力与信誉的民营书店已成为发行界不可忽视的力量。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发表讲话，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闻出版署于1996年6月发出的《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若干意见》倡导图书市“三建一转”(即建立图书批销中心、建立代理制、建立发行企业集团，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中国图书市场发行体制改革进入了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基本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而民营书店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紧紧把握时机，积聚零散资本，形成规模经营，开拓走上联合经营的轨道。到1999年，非国有书店已增加到55282处，是新华书店的34倍，如再加上其他社会售书点，则悬殊更大。北京新华书店发行网点仅是民营书点的1/13，浙江省新华书店的网点则是民营书店的1/15，可以这样说，发展到今天，民营书店已经羽翼丰满，成为中国图书市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固然，不用讳言，民营书店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表现出的种种不规范行为对中国图书市是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有的民营书店惟利是图，大量经营盗版盗印的非法出版物；有的与出版社内部人员勾结，从事买卖书号活动；有的靠偷税漏税赚钱；有的套用出版社的资金，拖欠书款，甚至不惜采用诈骗手段。一时间，出版社怨声载道；国有书店出于本能，抓住这一攻击，不及其余；行政执法部门在手忙脚乱，难于应对之际，加大处罚力度。顿时，全行业口诛笔伐，齐声声讨，可以这样说，如果是因为政策作为依据和市场经济作为大背景，民营书店这一新生儿早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了。当然，除了民营书店本身的原因招致了如此强烈的非议之外，世俗的偏见，国有书店保护既得利益的本能，也恶化了民营书店的生存环境，“二渠道”——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几乎成了不法书商的代名词。

　　经过简单的勾勒，我们不难发现，民营书店的诞生发展乃至壮大是伴随着中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前进的步伐的，它的崛起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中国图书发行业进步的标志，它是从帮助国有书店为解决十年动乱造成的“书荒”拾遗补缺起步的，到今天已成为国有书店强大的竞争对手，它在促进国企改革，促进市场的发育，提升全行业效率方面发挥了无以替代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不容讳言，而且是无法抹煞的，不管对它的某些问题如何的指责、非议，我们都应该承认和正视它在中国图书市场的重要地位。

　　二、民营书店——民族图书发行业的重要方面军

　　回顾民营书店2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是党和政府的政策为民营书店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潜在的市场需求和新华书店尚未走过计划经济的藩篱，为民营书店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适应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民营书店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图书发行体制的改革，她确实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图书发行业的重要方面军。石宗源署长在今年一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局长会议的讲话明确指出：“现在我们面临两个方面的严峻形势：一是由于政企不分造成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已经严重影响到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市场的形成；二是国外发行集团进入我国市场后，将着力经营在我国的全国性市场，与我们进行全方位的市场竞争。”在面临强大的境外资本的挑战面前，我们只有在竞争中加强联合，联合本民族各方面的力量，才能保证中国的图书发行业牢固占领图书市场。

　　(一)联合有助于市场竞争的形成

　　新华书店作为国有书店，已经有着50多年的历史，从形式上看，新华书店可算作是世界上最大的连锁店，虽然它还谈不上真正的现代连锁店，但它具有布局周密的网点，又拥有当地黄金地段的先天优势；既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可靠的融资手段，又拥有一大批专业人才和一整套人事管理和培训制度。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新华书店由于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预料，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华书店仍将作为主角活跃在中国图书市场之中。

　　然而，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的过程，对国有书店来说，也是一个伴发着巨大阵痛的过程，阵痛之中，人们以特有的情感和方式表示了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依附，对独家经营和产业垄断形式的留恋，这种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在几十年旧体制中所形成的某种“既得”利益的惰性，有时会严重阻滞着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是，在规模、资金、销售网络等方面均不占优势的民营书店，凭着他们灵活的机制和对市场的敏感、良好的服务质量，迅速地在图书市场站稳阵脚，甚至敢于与实力雄厚的国有书店公开叫板。

　　回顾20年的改革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正是国有书店未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给民营书店让出了空间，而民营书店正是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商机，也就是国有书店在发行上的弱点来发展的。最初民营书店利用国有书店在进货上的繁琐规章制度让出的部分市场空间，全力进军言情、武侠小说，一度时期几乎垄断了这一类图书的销售，高额利润使民营书店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更进一步直接参与到教辅读物和市场热点图书的出版发行，并利用国有书店在价格上的劣势，大打折扣战，六折、五折甚至更低的哲扣逼得国有书店几乎走投无路(当然这也造成了图书市场恶生竞争的负面影响)。而当国有书店在经营上引进了一些市场机制时，民营书店则逐步分化成了书商、批发商、零售商，从而形成了产、供、销体系，什么赚钱做什么书，灵活的运行机制，策划出了不少全国性图书营销的大动作，催生出了许多图书市场的热点。可以这样说，民营书店是国有书店的扶植和培育下发展起来的。难怪有一位国有书店人士惊呼“新华书店真正尝到了‘养虎为患’的个中滋味。”笔者当然不同意“养虎为患”这一说法，养虎是为了保护生态平衡，自然界没有了考虑也是不行的，否则还要保护它干什么？在图书市场的竞争中，民营书店的发展壮大促进和加剧了市场竞争的形成，这显然已成为业务人士的共识。

　　(二)联合有助于国有书店机制的改革

　　长期以来，国有书店享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尽管“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一统天下局面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被打破，尽管民营书店迅速发展，可与国有书店分庭抗礼的局面已经形成，但是，由于中国出版业的体制未从根本上得到彻底改革，现行图书发行体制中浓厚的传统计划经济的色彩仍然存在；在推进资产重组、规模经营的进程中，非市场化的行政手段依旧以其固有的惯性制约于其间；以地区封锁、地方保护为特征的“界斗”正以极大的负面阴影笼罩于图书市场统一开放的探索过程。20世纪末，在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由政府自上而下地以“拉郎配”式方法的干预下成立的发行集团一个个地诞生了，然而它们又几乎都未做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局社合一，政企不分，每个省谁都不愿落后，你成立集团，我也组建，结果，谁都想做大，也就谁都做不大，不仅未打破地方保护，反而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强化了垄断功能。笔者杞人忧天，这种内容未变，形式翻新的闹剧何时休？

　　中国民营书店的领袖人物李国庆先生这样说过：如果说过去20年是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间的竞争，那么，在十五大精神指导下，则只有单个企业间的竞争，而不再是所有制间的竞争。随着新世纪钟声的响起，1500余家民营书店第一次在新世纪书业界集体亮相，并借新世纪首届北京图书订货会召开之际，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还举办了高层次的、丰富多彩的讲座，为非国有书业“充电”。据悉，民营书业年内还将开展信誉评估活动。而在这次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全国教育书刊发行联合体100万元捐赠希望工程的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则更可以看作是民营书业在新世纪向国有书业的公开挑战。显而易见，国有书店再不加快机制改革的步伐将会更加陷入被动。

　　其实，民营书店那种适应市场竞争的体制，灵活高效的运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给国有书业展示了改革的路子。因此，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现有的发行集团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通过整合和重组，“抓大放小”，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扩张经营，积极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在运行机制上强化企划性的营销策略，最大可能地张扬出版企划、市场营销的功能，充分重视信息流与资金流，并迅速转化为企业的综合效益，只有这样，国有书业才可能提高自己在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是与国际出版发行业接轨的必然趋势。

　　

　　入世在即，我国加入WTO以后，出版发行业与全球逐步接轨是必然的。虽然目前出版机构仍实行审批制，但在对内对外越来越开放的情况下，外资很快进入我国的发行行业已经正在变为现实。

　　中国的图书市场是国际书业早已看好的一个巨大市场，尽管至1997年中国人均购书水准已是1990年的8倍，但仍是世界购书水平最高国家挪威的1/45，亚洲购书水平最高国家新加坡的1/29。巨大的潜力将会吸引国际书业的大量资金，届时竞争首先会在大中城市展开，两军对垒，搏杀将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还是十分惨烈的。中国民族发行业尽管近20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无论是经营理念还是市场经验，是资金实力还是运作机制，都无法与国际集团相抗衡。兰登书屋1998年销售收入已达55亿美元，贝塔斯曼1999年总销售已达142亿美元，实力与规模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差距，更何况还有经营理念与市场经验上的差距。中国的潜在市场按理说新华书店应最有条件去开发去占领，然而它体制的致命弱点以及这一弱点所生的巨大惯性，使它无力也无法独自承担这一历史使命；民营书业从其运作机制来说，应该是具有一定条件的，但由于它的规模的限制以及它很难从资本市场获取足够的资金，因此它不可能在这一潜在市场分得很大份额。在国际书业集团的挑战面前，国有书业的有识之士已经发出了“新华书店要进行脱胎换骨的变革”的呼吁；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国庆先生也有这一段出自肺腑的话语：“我国即将加入WTO，出版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国有书店与非国有发行单位各有各的优势，各自要扬长避短，相互学习，优势互补，围绕共同的目标，既有公平竞争，更应加强合作，为促进我国出版业的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公平竞争，优势互补，才能“双赢”，才能有利于民族出版业与国际出版巨人的抗衡，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

　　此外，国际出版集团抢滩登陆以后，由于民族、文化上的差异，他们不可能直接参与竞争，他们势必会在中国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我们的业内人士将会是他们的首先对象，加上台湾、香港书业的参与，届时直接在图书市场参与搏杀的将几乎全是中国人“同室操戈”。因此，我们的出版管理部门以及出版界应以政策、资金等方面的优惠对民营书业加以扶植，在竞争的同时优势互补，组建真正的跨所有制、跨地域、跨行业的发行集团，构筑阵地、严阵以待，在与国际出版业抗衡的同时，积累实力与经验，进军国际图书市场，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

　　三、民营书店——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应当承认，民营书店窘境的形成，除了人们的世俗偏见以外，其本身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种种不规范行为的发生是主要原因。由于其队伍庞大、人员众多、成分复杂，就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鱼龙混杂，良莠并存，民营书店的朋友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最近，争取非国有书业“国民待遇”的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欣喜地看到，非国有书业界的有识之士多次组织活动，试图逐步树立守法经营的良好社会形象。确实，“国民待遇”不是哪个人恩赐的，它只能靠自己的行动去争取去获得。

　　(一)重塑形象，树立信誉

　　重塑形象，树立信誉是民营书店在新千年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应该承认，由于我国出版法制建设方面的先天不足，在20多年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涌动着无序运作的暗流，诸如买卖书号刊号的违规行为，剽窃抄袭的侵权行为，盗版盗印的非法活动，区域封锁、地方保护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无一不是加剧了中国图书市场的无序运作，对此，民营书店应该值得反思。同样，国有书业也应自我反省。

　　民营书业在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受惟利是图的经营方针所驱使，确实干了不少违规违纪的事情，一度时期甚至弄得名声很不好听。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将脏水和婴儿一起泼掉，我们也应看到，民营企业由于经营活动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所以对企业的毁誉存亡往往会比国有企业更加小心谨慎，尤其是一些已经形成规模，并在社会上具有良好形象的民营企业，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牌子和声誉，乐于走正道，遵纪守法。非国书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炜先生就倡议“多向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同业学习”，“民营书店应抵御盗版图书销售，及时结清涉及出版社款项，守法经营，树立自身良好信誉”。

　　遵纪守法，自重自律是重塑形象，树立信誉的惟一途径。民营书业的朋友应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在国内争取“国民待遇”需要你自重自律，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参与国际出版业竞争尤其需要遵纪守法。竞争的机会是均等的，竞争的“游戏规则”也是统一的，在法制健全的市场竞争中，谁不守规矩，谁将首先被驱逐出局。所以，无论是回顾已成为历史的过去，还是即将到来的明天，民营书业都应首先把遵纪守法作为自己的经营思想的指导，自重自律作为自己经营理念的基础，在合法的竞争中，不断积累实力，树立形象，打造出自己的品牌，那么，占领国内图书市场乃至进军国际图书市场就不会是一句空话了。

　　(二)科学运作，规范管理

　　民营书业在很多方面代表了中国出版业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他们一是机构简化，队伍精干，它们的机构设置原则是精干、合理、高效，每个员工都应是一职多能，随时可以交叉补位，实行的是动态管理，决不养闲人，更不养懒人。二是理念新颖，市场意识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它的经营目标，根据市场的规则，注重图书的生命周期，准确把握商机，该炒作的时候炒作，该降价时则降价，让利不让市场，宁丢“美人”，不丢“江山”，以“薄利多销”占尽商机。三是机制灵活，服务到位。民营书店经营机制的股份制为多，书店的衰荣，直接涉及到经营者与投资者的利益，他们没有依托，没有退路，只有精的经营，以优质服务来争取读者，赢得市场，以灵活的经营手段，快捷的进货方式来参与竞争，扩大市场份额。一句话，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体制保证了民营书店的生存与发展。

　　然而，目前大多数民营书店还未跳出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在经营决策过程中，还过分依赖于家族家长的好恶与取舍，缺乏科学性的论证。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图书市场发育的初级阶段还尚可应对，但当市场趋向相对成熟后，如碰上市场出现动荡时，就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和决策失当，这已为部分民营书店的经历所证明。因此，民营书店要把市场做大，上规模，成气候，就势必要改变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去规范自己的管理模式与经营手段，建立适应市场的经营、人事、分配、财务等方面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适应越来越激烈的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竞争。

　　(三)形成特色，走联合之路

　　民营书店在创业初期，以经营言情、武侠小说起家，以经营教辅读物走过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如今又以经营全国的一般图书半壁江山自立于中国的图书市场。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民营书店数量上的大发展时期已经过去，随着图书市场的竞争激化，民营书店已经进入了优胜劣汰，分化兼并的整合时期。他们由于资本市场融资的难度，只有依靠社会集资和家族积蓄，加上经营分散，很难产生大型发行集团，根据新闻出版署的规划，今年的适当时候将放开图书零售市场，2003年将放开图书批发市场，届时，如何参与图书市场的重新洗牌，应成为民营书业密切关注并思考的问题。

　　笔者以为，民营书业在未来的图书市场要想生存发展，主要应在两个方面努力：

　　1、走专业化、特色化的道路。审视图书市场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随着批发权的放开，外资势必很快进入批发领域，届时将对现有的批销中心模式和其他一些代理模式造成极大冲击，一级批发、二级批发这种行政审批将被彻底打破(其实现在已是名存实亡)，代之而起的将是专业性的发行代理公司，或是相似门类的图书代理，或是相近专业出版社的发行代理。至此，专业性代理与区域性代理的结合，真正意义上的“中盘”就形成了。因此，追求品种齐全(特大型书城另当别论)杂货铺式的书店将在未来的图书市场无法立足，这是民营书店所应该看到的。

　　2、走联合之路。民营书业要想在未来的图书市场上争取尽可能大的份额，联合经营是其必由之路。笔者以为民营书业联合之路有三：一是连锁经营。有实力的民营书店可以在自我扩张的基础上，在全国图书流通量大的城市设立连锁店，组织连锁经营以特色取胜，以连锁降低经营成本，以连锁扩大覆盖图书市场的网络。二是组织联合体。在经营特色相近的民营书店中组织联合体，强化图书市场的辐射力。当然，这样的联合体应该有统一的游戏规则，否则联合体是难以为继的，正如今天许多出版社的联合体一样名存实亡。三是以参股的形式介入国有的出版发行集团。新闻出版署石宗源署长在全国新闻出版局局长会议上明确指出：“要着重在实现多渠道利用社会资金方面取得进展”。“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能守法经营、信誉良好的非国有发行单位，可以开展连锁经营或特许加盟”。民营书业应牢牢把握时机，与国有书业加强合作，优势互补，这也是民营书业在全国图书市场由配角变为主角的主要途径。

　　结束本文之际，请允许笔者引用这样一段话：中国出版业在“开始进入一种异常敏感又异常关键，异常简单又异常复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各种力量在悄声地聚集，等待着最后的释放；各种观念在或明或暗的碰撞，等待着最后的较量；各色人等在焦虑思考周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同时，期待着最后的突破。大分化、大改组、大变革的时刻也许就在眼前，在检讨自己该冲刺还是该撤退时，有人希望能彻底地政企分开并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兼并或重组；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采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期盼政府一如既往地呵着自己护着自己。……”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世纪之交，我们的民营书业将何以动作？